西周時期岐周的考古發現與政治位置演變研討述評
作者：徐昭峰 王凱凱（遼寧師范年夜學歷史文明游玩學院）
來源：《中國史研討動態》2023年第1期
岐周，又稱周原、岐邑，金文中稱為“周”。中國現代有關岐周的記載最早見于《詩經》，該書收錄了許多與岐周相關的資料，如《年夜雅·綿》記載“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孟子·梁惠王下》也記載了太王“往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乃與私屬遂往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于岐下。”《帝王世紀》記載“古公亶父是為太王，以修德為蒼生所附。狄人攻之······遂杖策而往，逾梁山，止于岐山之陽，邑于周地，故始改國為周”。周人先祖古公亶父因蠻夷威脅，率領族人離開邠地，假寓于周原。從此“貶蠻夷之俗，而營筑城郭室屋”（《包養軟體史記·周本紀》），周族是以發展壯年夜，周原也成為周人發跡之地。今本《竹書紀年》記載武乙元年古公亶父由“邠遷于岐周”。三年武乙“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此外，也有許多經學家對周原地看和周人活動的相關注解，為后世尋找岐周的地位地點供給了許多主要線索。但在西周滅亡之后，后世文獻關于岐周的記載僅寥寥數筆。
20世紀以來岐周的主要考古發現不斷，相關的研討也獲得了一系列結果。可是，今朝學界對岐周政治位置演變的研討還是觀點紛歧。近年來，周原包養dcard有了許多主要的考古新發現，尤為主要的是發現了西周早期年夜型城址，並且是今朝為止發現的最年夜的西周城址。故而在系統梳理周原的考古發現和研討結果基礎上整合考古新發現，從頭審視西周時期岐周的政治位置演變，對進一個步驟推動岐周甚至西周國都考古和西周史研討都具有主要的學術意義。
一、1930-1975年的考古發現與研討
1933年，徐炳昶、蘇秉琦等人前去陜西調查了豐鎬、犬丘等7處遺址（蘇秉琦《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書社，1984年），拉開了陜西地區短期包養近代考古的惟幕。1942年，石璋如調查了周原遺址的岐山縣岐陽堡一帶（《傳說中周都的實地考核》，《歷史語言研討所集刊》第20本下冊），提出了此處就是太王所遷之周都的見解，此次調查是周原地區第一次真正的考古活動。
1953年3月，岐山縣王家嘴子村農平易近挖出了6件銅器和1件陶器（關琳《陜西岐山縣京當鄉王家嘴子的原始社會遺址》，《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10期）。1957年陜西文物治理委員會對扶風和岐山兩縣的殘墓進行了發掘清算，并對相關周墓進行了調查（《陜西岐山、扶風周墓清算記》，《考古》1960年第8期）。1960年陜西文物治理委員會再次對周原一帶進行了調查和發掘（《陜西扶風、岐山周代遺址和墓葬調查發掘報告》，《考古》1963年第12期），此次調查對墓葬進行了分期，確定了賀家遺址年月為西周晚期。
1962年，中國科學包養管道院考古研討所扶風考古隊在扶風齊家村清算了10余座西周墓葬和一些建筑遺址，并進行了初步的分期（《一九六二年陜西扶風齊家村發掘簡報》，《考古》1980年第1期）。1963年，陜西省考古研討所岐山考古發掘隊在賀家村西清算發掘了一批先周、西周墓葬和1座車馬坑，這是在周原第一次發現先周時期的墓葬（《岐山賀家村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0年第1期）。1973年，陜西博物館聯合陜西省文甜心寶貝包養網物治理委員會在賀家村西壕發掘清算了10座周墓（《陜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1974年，扶風縣強家村發現了一處青銅器窖躲，共出土了包含師谻鼎、師臾鐘、即簋在內的7件銅器（吳鎮烽、雒忠如《陜西省扶風縣強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文物》1975年第8期）。197包養一個月價錢5年，在岐山縣京當鄉董家村發現了一處青銅器窖躲，共出土青包養網評價銅器37件，此中30件有銘文，時代廣泛穆王到宣王時期（龐懷靖等《陜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5期）。同年，陜西省文管會對扶風縣莊白的1座西周墓葬進行了清算，將其年月定為西周晚期（《陜西扶風縣召李村一號周墓清算簡報》，《文物》1976年第6期）。
這一階段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年夜系圖錄考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等著作收羅了大批周原出土的青銅器，對青銅器的研討也或多或少觸及岐周相關問題，此中較為主要的是陳夢家關于西周都邑的論述（《西周金文中的都邑》，《西周銅器斷代（下）》，中華書局，2004年）。陳夢家認為金文中的“宗周”并不是豐、鎬二京，而是周人的舊都岐周，也是西周王朝的宗廟地點地。
二、1976—1997年的考古發現與研討
1976年，由陜西省文明局、文管會、博物館和北京年夜學、東南年夜學等配合組成了陜西周原考古隊。周原考古隊最主要的任務結果莫過于岐山鳳雛西周甲組建筑基址和扶風召陳建筑群的發現。簡報認為鳳雛甲組建筑是宗廟建筑，其始建年月能夠在武王滅商以前，并一向沿用到西周早期（《陜西岐山風雛村西周建筑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10期）。簡報認為召陳建筑群下層的2座建于西周初期，廢棄于西周晚期偏晚；上層的13座建筑建于西周中期，廢棄于西周早期（《扶風召陳西周建筑群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3期）。這是周原遺址第一次發現年夜型的西周建筑基址，它們的發現使西周宗廟宮室建筑及軌制有了實物憑證，對岐周的研討有著主要的推動感化。同年，周原考古隊在云塘村以南試掘了一處骨器作坊遺址（《扶風云塘西周骨器制做作台灣包養網坊遺址試掘簡報》，《文物》1980年第4期）。發掘者將遺址中的西周墓葬分為遲早兩期。鑒于云塘骨器作坊的年月正好卡在遲早兩期墓葬之間，是以發掘者判斷作坊的興盛期下包養sd限不超過昭穆王之世，上限約在夷厲之間。云塘骨器作坊對研討岐周的規模和布局有主要意義。
1976年12月，周原考古隊發掘了陜西扶風縣莊白青銅器窖躲坑，共出土銅器103件（《陜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躲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3期）。此中有銘文者74件，銘文最多者達284字，從銘文來看，這批青銅器屬于微氏家族。1976年春到1978年夏，陜西周原考古隊先后在岐山賀家村四周的三個地點發掘了西周墓葬57座、車馬坑4座、灰坑2個（《陜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8，文物出書社，1983年）。1986年，由國家文物局包養網比較、陜西省考古所與陜西省地研所一起配合，對周原遺址進行了年夜規模的遙感、物探探測（謝辰生等《遙感物探新技術在周原考古中的應用試驗研討》，載《周秦文明研討》，陜西國民出書社，1998年）。此次探測最主要的結果是發現了鳳雛村南甲組西周建筑基址南、北向的兩道城墻。
1976年微氏家族青銅器窖躲發掘之后，以包養網車馬費尹盛平（《試論金文中的“周”》，《陜西省考古學會第一屆年會論文集》，《考古與文物》編輯部，1983年）和宗德生（《試論西周金文中的“周”》，《南開學報》1985年第2期）為代表的學者根據史墻盤銘文中所記載的武王命周公將微氏家族先祖安頓在“周”地一事，反對前文陳氏說法，提出了金文中的“周”應該指岐周的新觀點。這一觀點后來也獲得了學界的廣泛認可。
諸多考古新發現促使一些學者對岐周性質提出了新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岐周是貴族的聚居地。陳全方認為文王作邑于灃以后，岐周就掉往了國都位置，成了西周貴族的聚居地（《周原西周建筑基址概述（上）》，《文博》1984年第1期《周原西周建筑基址概述（下）》，《文博》1984年第2期）。曹瑋認為周人在遷都建國以后，周原就變成了非姬姓貴族的聚居地，虢氏家族作為周王代表人治理這一區域（《周原的非姬姓家族與虢氏家族》，《周原遺址與西周銅器研討》，科學出書社，2004年）。李學勤則認為文王遷灃以后，就將周原封給了周公，是以岐周在西周時期是周公采邑（《青銅器與周原遺址》包養犯法嗎，《東南年夜學學報》1981年第2期）。
別的一些學者認為岐周是西周的都邑，歸周王室直接收轄。尹盛平根據鳳雛甲組建筑基址內出包養一個月土的甲骨以及召陳建筑基址出土的帶有“王”字的殘陶器柄，認為這兩處遺址均屬于周王室。此中鳳雛甲組建筑應是太廟，召陳建筑群則包含周王聽政的路寢、歇息的小寢以及太室（《周原西周宮室軌制初探》，《文物》1981年第9期）。王恩田也認為鳳雛建筑屬于周王室的能夠性更年夜，并從周代禮制的角度論證了這種猜測的能夠性（《岐山鳳雛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關問題》，《文物》1981年第1期）。張光直則在《夏商周三代都制與三代文明異同》（《中國青銅時代》，三聯書店，1999年）中提出“圣都俗都軌制”，他主張圣都是先祖宗廟地點地，重要行使祭奠效能；俗都則是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中間。于西周而言，岐周就是王朝的“圣都”。張氏說法提出后，獲得了許多學者的認同。
三、1999年至今的考古發現與研討
1999年，由北京年夜學考古系、陜西省考古研討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討所配合組建的新的周原考古隊對齊家遺址展開發掘任務，揭穿遺址面積2954平方米，清算西周墓葬94座、灰坑145個、小型房址3座（《1999年度周原遺址IA1區及IVA1區發掘簡報》，《現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書社，2003年）。發掘所獲的各類豐富遺物和諸多明確的層位關系，為樹立周原遺址西周文明的譜系供給了主要的資料。
同時，云塘、齊鎮的發掘任務也在如火如荼地開展（《陜西扶風縣云塘、齊鎮西周建台灣包養筑基址1999～2000年度發掘簡報》，《考古》2002年第9期）。發掘面積達6000平方包養留言板米，包含云塘5座建筑基址、齊鎮4座建筑基址以及部門圍墻、石片坑等。2002年，周原考古隊對云塘、齊鎮的建包養妹筑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發現建筑基址1座、灰坑24個、水井1眼以及大批成片的夯土遺跡，為進一個步驟清楚和完美云塘一齊鎮西周年夜型建筑基址的結構和效能供給了資料（《陜西扶風云塘、齊鎮建筑基址2002年度發掘簡報》包養俱樂部，《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3期）。
2001年，周原考古隊在包養網單次王家嘴村北及賀家村開展發掘任務（《2001年度周原遺址（王家嘴、賀家地點）發掘簡報》，《現代文明》第2卷）。此次發掘面積達800平方米，清算了一批房址、灰坑、墓葬和陶窯，對先周文明的認識也有了衝破性進展。同時，考古隊應用任務的間隙，對眉縣、岐山和扶風的13處遺址做了空中探查（《2001年度周原遺址調查報告》，《現代文明》第2卷）。
2002年，周原考古隊發掘了齊家制玦作坊遺址和禮村先周遺址（《周原—2002年度齊家制玦作坊和禮村遺址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書社，2010年）。20包養意思03年春夏包養網dcard之際，周原考古隊發掘了莊李鑄銅作坊，清算了數十座西周墓葬及灰坑，發掘了一大量陶范和鑄銅遺存（《陜西周原遺址發現西周墓葬與鑄銅遺址》，《考古》2004年第1期）。同年秋，又發掘了李家村西的鑄銅遺址，清算了一批灰坑、水井、墓葬、房址及灰溝（《2003年秋周原遺址（IVB2區與IVB3區）的發掘》，《現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書社，2004年）。
2002年到2005年間，周原考古隊相繼開展了對七星河道域（《陜西周原七星河道域2002年考古調查報告》，《考古學報》2005年第4期）、美陽河道域（《2005年陜西扶風美陽河道域考古調查》，《考古學報》2010年第2期）及周公廟（《2003年陜西岐山周公廟遺址調查報告》，《現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書社，2006年）等地的考古調查，獲得了包含甲骨文、西周最高級級貴族墓葬及圍繞墓葬的夯土墻等主要發現。從此，周原考古的視野和范圍不斷擴年夜，開啟了“年夜周原考古”計劃。
2011年，寶雞市周原博物館與寶雞市考古研討所聯合發掘了云塘水池遺跡CT1及與CT1相連的幾條溝渠，這是周原初次發現水池遺跡，對認識周原的布局有著主要意義（《周原遺址池渠遺存的鉆探與發掘》，《周原》第1輯，三秦出書社，2013年）。2012年，由北京年夜學考古文博學院、陜西省考古研討院與寶雞市周原博物館三家單位聯合組成的考古隊對整個周原開展了年夜規模考古調查（雷興山、種建榮《周原遺址商周時期聚落新識》，《大批維翰—周原青銅器特展》，文物出書社，2014年）。調查面積近50平方千米，初步樹立起“周原遺址郊野考古與文明遺產保護GIS系統”，動包養意思態提醒了商周時期周原的聚落發展及形態。2014年到2015年，考古隊對鳳雛、賀家、禮村及周邊300多萬平方米的區域做了重點普查任務，基礎摸清了該區域夯土基址、城墻、壕溝、居址及墓葬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等地下遺存的情況（《陜西寶雞市周原遺址2014～2015年的勘察與發掘》，《考古》2016年第7期）。鳳雛三號建筑基址北距原鳳維甲組基址約40米，占空中積達2180平方米，是迄今為止發掘的最年夜規模的西周建筑遺址（《周原遺址風雛三號基址2014年發掘簡報》，《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年第7期）。2016年到2017年，考古隊又對甲組基址東側的六號
到十號基址及北城墻進行了發掘，此中F6年月最早，在商周之際；F10則晚達西周早期（《陜西寶雞市周原遺址風雛六號至十號基址發掘簡報》，《考古》2020年第8期）。
2020—2021年，周原考古再度獲得衝破性進展，確認了周原西周年夜城與小城城址，并在王家嘴發掘了先周和戰國時期年夜型夯土建筑各1座（《先周文明年夜型建筑與西周城址周原遺址初次確認》，《中國文物報》2022年2月25日）。小城位于周原遺址東南部，面積約175萬平方米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城址周圍有城壕，此中西面以王家溝為壕，其余三面為人工城壕。年夜城位于小城東南，包養行情基礎囊括了周原遺址的焦點包養網站地區，面積約520萬平方米，是今朝發現的西周時期最年夜城址。
大批的考古發現顯示出岐周龐年夜的規模和復雜的結構，學界也開始傾向于岐周是西周王朝的國都之一。一些學者對張光直“岐周是西周“圣都＇”的說法有進一個步驟的闡釋。潘明娟認為西周時期岐周、宗周和成周三都并存，此中岐周重要行使祭奠效包養情婦能，是圣都；宗周則承擔著重要的政治職能，是行政性國都；成周則以軍事職能為主，負責保衛王朝東部的平安，并據此提出三座國都政治位置的變化，認為在整個西周時期，宗周一向是主都，成周由于軍事職能在西周中早期主要性愈發凸起，而岐周政治位置卻一向鄙人降（《西周國都體系的演變與岐周的圣都位置》，《陜西師范年夜包養網ppt學學報》2008年第4期《圣都與俗都：晉國國都體系的演變》，《華夏文明研討》2021年第2期《先秦多都并存軌制研討》，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18年）。持雷同意見的還有丁海斌（《中國現代陪都史》，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12年）、李令福（《周秦都邑遷徙的比較研討》，《中國歷史地輿論叢》2000年第4輯）等人。可是隨著周原考古任務的深刻，有學者留意到周原遺址西周中早期遺存較晚期更為豐富，西周中早期銘文中有“周”的青銅器也明顯多于晚期。是以，他們對岐周政治位置的變化提出了新的認識。尹盛平認為西周時期宗周、成周、岐周三都并存，此中西周晚期的國都是宗周，到了西周中早期，實際國都變成了岐周（《西周史征》，陜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4年）。趙慶淼對此也有雷同的認識，并將其歸納為一種“王朝國都的回歸”現象（《再論西周時期的“周”地及相關問題》，《三代考古（八）》，科學出書社，2019年）。張包養價格ptt天恩認為到了西周中期，由于岐周地區經濟的繁榮，周穆王將國都從頭遷回岐周，周原成為西周中早期的政治中間包養一個月價錢（《周原遺址商周聚落性質的觀察》，《周原》第一輯）。李峰留意到了岐周在西周歷史上的主要性，他在《西周的滅亡：中國晚期國家的地輿和政治危機》（上海古籍出書社，2007年）一書中提到周原地區很能夠是一個主要的宗教中間和行政基地。周宏偉則認為在整個西周時期，岐周都是最穩定的祭奠、政治、軍事中間（《西周國都諸問題試解》，《中國歷史地輿論叢》2014年第1輯）。雷興山、種建榮在梳理了周原遺址縱向的演變與橫向的發展后，提出周原分別在先周時期和西周中早期時發展成為周人的都邑聚落（《周原遺址商周時期聚落新識》，《大批維翰—周原青銅器特展》）。
四、共識與缺乏
綜上所述，隨著周原考古發現的不斷涌現以及研討的不斷深刻，學界關于岐周政治位置演變的相關問題構成了一些共識，可以歸納綜合為以下兩點。
1．周原遺址在西周中早期發生了較年夜的變化，整體聚落向東擴張，出現了年夜規模的高級級建筑群和高級級墳場，早期還出現了年夜型城址。聚落面積、遺址內涵都超過了豐鎬與洛邑遺址，是今朝發現的規模最年夜的西周時期城址。
2．岐周應屬西周國都之一。自鳳雛甲組建筑基址發現以來，有諸多學者針對周原遺址的性質做了推斷，重要有周王室說、周公封地說及貴族聚居地說三種。隨著考古發現的不斷豐富與研討的逐漸深刻，學者逐漸趨向于岐周是國都的說法。
但與此同時，學界關于岐周政治位置的演變等問題的研討也存在一些缺乏，重要為以下兩點。
其一，在對西周時期國都軌制的研討中，學者更多聚焦于宗周與成周，對于岐周關注相對少了許多。在對岐周相關問題的研討中，學者們關注的重心也多針對具體遺存展開，而忽視了從宏觀層面對岐周政治位置的考核。究其緣由，或許是由于岐周在文獻中記載過少，以往的考古發現也較為零星，許多具體問題都沒有定論，甚至對岐周能否是國都一說都有許多分歧意見，天然難以上升到對岐周政治位置的探討。
其二，研討表白，多都并存軌制下的西周國都的政治位置是呈現動態變化的，這些變化與國家的發展重心及內內部環境息息相關。以往的研討，雖然梳理了岐周在分歧時期的政治位置變化，可是結論過于籠統，或將岐周簡單定義為“圣都”，或將其簡單定義為中早期最主要的國都，缺乏對細節的掌握。要準確掌握岐周政治位置的變化，就要準確掌握西周王朝在每一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需要的情況下可以將時間細化到某一王世。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普通項目“考古新發現視域下的先秦國都變遷與軌制演進”（20BKG010）階段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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