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目：孔圣風度 千古如見 存世最古的嘉靖沈藩刻本《圣跡圖》
在中國現代，孔子是被看成“圣人”信奉的。《圣跡圖》便是依據《論語》《史記·孔子世家》及宋儒朱熹纂輯的孔子業績，畫圖、敘事、題贊的連環畫讀本，亦即孔子的畫傳，圖文并茂、雅俗共賞的儒教宣教書。
在中國現代，《圣跡圖》年夜致經由過程三種方法制作、傳佈，即：石刻、繪畫、版畫，此中尤以版畫為大批。蓋版印可以化一紙為千百，行眾及遠，天然成為經由過程《圣跡圖》共享會議室來傳佈孔子思惟、業績最有用、最便捷的手腕。版印《圣跡圖》所起甚早，有人說在印刷術的初起階段唐代就有了，阿英師長教師在《中國連環畫史話》中說：“孔子列傳連環丹青《圣跡圖》，聽說宋朝曾經有了，只是我還沒有見到。”不外，對這些語焉不詳，既無什物遺存佐證，也不見文獻記錄的“聽說”，姑妄言之也無不成，其實認不得真。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載，元年夜德年間（1297—1307），孔子第五十三代孫孔津編刊了一部《孔圣圖譜》，共三卷，首卷為圖，這應當是有明白記錄的最早的刻本《圣跡圖》，但書已不傳，難懂畢竟。
這套《圣跡圖》（書為中貿圣佳任國輝師長教師攜來共賞，以下即簡稱“中貿本”），框縱34.8厘米、橫67厘米。經折裝。卷首冠《史記世家》一文，書題下刊“漢司馬太史遷撰，宋白文公熹纂”。第四頁起為圖，首“先圣小像”一幅 ，繼為繪寫孔子“圣跡”的丹青，始于“孔子母徵在禱于尼山而生孔子”，迄于“高天子過魯，以太牢祀焉……太牢之祀百代伊始”。總三十七圖，圖后有沈藩《刻孔子圣跡圖跋》、鄧文質《圣跡圖跋》和張楷《右孔子世家一通》各一篇。書被現在的持有者從頭裝裱過，《右孔子世家一通》似本應接續在卷首《史記世家》一文之后，丹青之前的，卻被誤裝到了書末。沈藩《跋》云：“惟皇御歷垂統，適嘉靖戊申春孟吉旦，潞癢姚生正貢之期，西還得《圣跡圖》一冊，謁余以獻。……斯圖也，梓之，豈載擅美而傳遠，亦將報本于萬一也。”末署“皇明親王沈藩南山子熏沐并書”。知刊于嘉靖戊申（嘉靖二十七年，1548）。各圖皆無圖題，圖右刻文略述本圖所繪業績，文后有贊。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存世的《圣跡圖》簿本中，與此本有聯繫關係或出自同版的簿本有三：
一是1958年，鄭振鐸師長教師編錄《中國版畫史叢刊》時，將其舊躲（現回于中國國度藏書樓）《圣跡圖》影印出書，在為這部《圣跡圖》撰寫的跋語中，師長教師說：這部《圣跡圖》“是明正統九年（1444）刊本。今所見的諸本刻本《圣跡圖》，無早于這個簿本的了”。師長教師的根據，大要是圖前《右孔子世家一通》署“正統甲子秋七月看日四明張楷盥手謹書于西臺公署”。張楷（1398—1460），字式之，永樂二十二年（1424）進士，官至南京僉都御史，彩繪《圣跡圖》長卷，圖二十九幅（存躲孔子基金會），并以之為刻石、鐫木之粉本。石刻曾置于上海青浦年夜盈孔廟啟圣祠中，今已不存（有拓本存中國國度博物館），木刻本已佚，古人曾經看不到了。明萬歷前所刻《圣跡圖》，幾皆以正統本為母本，《右孔子世家一通》也照刻不誤，故署款時光和其間某一版本的梓行時光并不見得分歧。1963年文物出書社印行的《西諦書話》發明了這個題目，并為之正誤，言“鄭躲本”實為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朱胤栘據正統九年（1444）本的翻刻本，亦即應與本文所述嘉靖本同版。但取兩本詳加勘對，卻發明有很年夜分歧：
兩本有部門圖版如《先圣小像》《退而刪定詩書》全同，但也有部門圖版存在較年夜差別，如“先圣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一圖，“中貿本”左半部門畫面繁復，“國圖本”將回廊、花木，空中的草叢所有的略往；“先圣出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一圖，畫面上彌漫的云氣，殿閣旁蔥郁的林木全然不見；“孔子學琴于師襄”一圖，人物抽像、衣飾、站位、靜態、臉色基礎雷同，但布景簡直全被省略，松樹的私密空間畫法也年夜不雷同，相似的情形還有良多，茲紛歧一羅列。年夜致是“國圖本”僅保存了“中貿本”（沈藩本）的重要故工作節，作為場景襯托的精密、繁復的佈景刻畫則多被略往。至于線刻的應用，“中貿本”柔韌、精密、活潑，“國圖本”粗拙稚拙，更有云泥之別。
還有一點是，題贊皆為楷書，“中貿本”行距整潔，字體秀氣，雕鐫工整，“國圖本”行距傾斜，字劃潦草。另前冠《史記世家》，固然都占六個折面，行款格局也年夜分歧。
其三，“國圖本”無鄧文質《圣跡圖跋》和沈藩《刻孔子圣跡圖跋》二篇後記，而此兩文恰好是判定版本的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根據。
綜上所述，可以確定“國圖本”與“中貿本”不是同版，而是出自分歧刻家、分歧畫家、分歧鐫手的別本。細審“國圖本”全書，并無片紙只字可以證實其為嘉靖本的文字資料，不知定為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刻本，所據為何？或謂鄭師長教師之所以判定有誤，是“國圖本”沈藩跋和鄧文質跋皆佚掉所致。但兩書既非同版，又何來“佚掉”之說？沈藩名朱胤栘，封憲王，封地在山西潞州，薨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即書刻成之后一年，不成能在逝世前一年刻成分歧版本的兩種《圣跡圖》，也沒有蛛絲馬跡表白其和“國圖本”有任何干系，亦即“國圖本”應本無此跋。進而言之，以“中貿本”之跋，毫無出處地往佐證一個并非同版書本的梓行時光，難道背道而馳？當然，“國圖本”畫風古樸，應也是《圣跡圖》的晚期刊本。
二是北京年夜學藏書樓躲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刻本。2017年，北京年夜學出書社影印出書了該簿本。與“中貿本”兩比擬較，丹青、行款、字體盡無二致，出自同版無疑。然亦有兩點分歧：一是“北年夜本”缺第十二圖，非為全帙；“中貿本”為完璧；殊屬可貴。二是“北年夜本”瑜伽場地為在墨線圖上的手工敷彩本，“中貿本”原汁原味，未做任何人工涂飾。我浸潤古版畫豐年，經眼之敷色本多矣，坦而言之，我是不年夜愛好此類畫片的，緣由無他，唯期近使顏色壯麗，設色妥當，也是徒增眼目之娛，卻在很年夜水平上粉飾了木描繪的原始神韻。
沈津撰《〈圣跡圖〉版本初探》，（沈津：《〈圣跡圖〉版本初探》，載《孔子研討》2003年第1期）言北年夜藏書樓躲有明正德本《圣跡圖》，也是一小我工敷彩本，為現存最早之本。不知其言能否系據“中貿本”鄧文質《跋》署“正德元年”而言。現實上此跋原為明正德元年（1506）孔公才揚州江都刻本的跋。跋中有“吉府賢王復加增益至三十有九”“江都尹公才實宣圣云裔，偶有得其善本，謂然嘆曰：‘先祖圣跡，反有賴藩王都憲’” 等語，亦即吉藩得張楷本，增繪至三十九圖（1995年嘉德拍賣會現吉藩繪本，今不知躲于何處），孔公才“詎敢惜俸資不為先德侈焉”，因刻印行世。沈藩本當源于孔公才本，故附刻其原序于后，沈文以之作為嘉靖本刊梓年月的根據，是張冠李戴了。正德本亦佚，筆者以之就教北京年夜學藏書樓善本部主任李云師長教師，師長教師亦言北年夜不躲正德本，“正德本”如此，是對沈藩本的誤記。
由上述可知，就現今存世之《圣跡圖》而言，嘉靖二十七年（1548）沈藩刻本已是存世之本中最古者。
鄭振鐸師長教師曾言：“一切這些《圣跡圖》，在考古學、汗青學上的價值并不高”，誠哉斯言。蓋前人作《圣跡圖》，并不在于對年齡時代社會生涯的考核，而是“為往圣繼盡學，為萬世開承平”的藝術創作。明共享會議室清兩代，《圣跡圖》刊版甚伙，版本之多，如過江之鯽，我經眼就不下二十種。眾所周知，明嘉靖時代是現代版畫“光線萬丈的萬歷時代”（鄭振鐸語），達于極盛的前夕。此本構景造意法式謹慎，佈景刻畫細膩，界畫嚴整，人物描繪活潑逼真，孔圣溫、良、恭、儉、讓，睿智蘊藉的形狀特征盡現于繪圖，至圣先師，千古如見。用線細勁流利，精密精微，圖紋文雅，即便較之于晚明徽版名工所鐫，亦無少遜，且更多了幾分年夜氣、恢宏的氣韻。共享空間藩府擁有雄厚的財力、物力，“時稱沈藩多才焉”，亦即也有深摯的文明底蘊，王府亦不乏高手畫工、鐫手，遂成此佳刻。與之比擬，“國圖本”雖也是晚期刊本，但構圖因繁就簡，用線也略顯稚拙，更多的是平易近間藝匠的特點。后世之私坊所刊，亦無可與之并美者，稱之為明清版刻《圣跡圖》之第一神品宏構，盡非溢美。
北京年夜學藏書樓李云師長教師在《孔子“圣跡圖”繪刻與加入我的最愛初探——記北京年夜學藏書樓躲“圣跡圖”》（載：《長沙年夜學學報》第19卷第1期）一文中，曾贊譽北年夜躲本為“現今年夜陸所存最早最好的《圣跡圖》”。就“中貿本”而言，我想在最早、最好的評語上，還應加上繪鐫最精、保留最為完全、最能反應木描繪原貌的珍稀善本。魯迅師長教師在《“連環丹青”辯解》一文中說：“中國的《孔子圣跡圖》，只需是明版的，也早為加入我的最愛家所寶重。”師長教師此論，距今已逾近九十年，何遑本日？世之博雅正人，當知寶而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