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年夜學陳建軍傳授持久努力于中國古代文學史料研討，其早先由華中科技年夜學出書社印行的《故紙新知：古代文壇史料考釋》（以下簡稱《故紙新知》），所收39篇文章，基礎上都是以古代文學史料的鉤沉與考釋為主，可以視為其2015年出書的《撣塵錄：古代文壇史料考釋》（以下簡稱《撣塵錄》）的“姊妹著作”。
早在《撣塵錄》中，陳建軍就提出史料研討文章寫作的三條準繩：“一是用史料措辭”，“二是重在史料浮現”，三是考釋史料時“力圖言之成理，信而有征。”《故紙新知》延續了這一寫作準繩或謂研討信條，綜合應用輯佚、考證、辨偽等文獻學研討方式，為古代文學史研討與古代作家研討供給了浩繁頗具價值的新史料，同時基于新史料對已有的一些研討結果停止考辨、補正甚至質疑。陳建軍追蹤關心的年夜多是古代文壇上的有名作家，重要觸及的有卞之琳、戴看舒、豐子愷、黃裳、梁遇春、林徽因、凌叔華、陸小曼、徐志摩、沈從文、汪曾祺、郁達夫、聞一多、俞平伯等，同時也追蹤關心一些已被遺忘的新文學作者。如《“馬良材”是誰》應用廢名、石平易近、趙景深的文章，勾畫了一位青年作家馬緝熙（別名良材）長久的文學人生。這不只講座場地年夜致復原了一位因投身反動而不幸就義的反動義士的生平業績，並且對于深刻懂得廢名《逝世者馬良材》、周作人《偶感之四》等文章的創作宗旨進而窺察兩位作家特按時期的文藝不雅念也不無裨益。
縱不雅全書，筆者以為《故紙新知》至多還有以下三個特色。
其一，非常器重作家信信的挖掘、收拾與考釋。經統計，正編37篇文章中，篇名直接觸及手札的共有16篇，近乎占往對折。如《又見陸小曼佚文佚簡》《陸小曼手札和啟事》兩篇分辨表露陸小曼致《消息報》編者和致吳經熊的兩封書簡，《沈從文佚簡一通》表露了沈從文致瞿冰森的一封佚簡，《新發明徐志摩佚信一通》鉤沉了徐志摩致《時勢新報》編緝的一通佚信。作為個別或集團之直接洽事務、交通訊息、聯絡感情的主要前言，手札的背后往往牽扯或年夜或小的事務，即使是有關痛癢的片言只語，也幾多會吐露出寫信人的性格、情感、咀嚼等。在對作家的佚信或集外手札考據時，陳建軍常將新見史料與已知資料停止對比、勾連，再輔以報紙消息等文獻，以不遲不疾的文字，盡量復原出版信背后暗藏的故事，讓一封封手札串聯起作家的生平軼聞、人際來往，從而讓文壇現場變得豐盛起來，讓古代作家變得親熱可感。陳建軍的考據文字用語嚴謹，點水不漏，既不放過信函中諸多活潑的要害性細節，又可以或許防止過于繁瑣的考索，簡直沒有不著邊沿的“過度闡釋”。陳建軍還很是器重手札文獻的收拾、校勘題目，曾在2008年頒發《徐志摩手札尚需從頭收拾》（支出《撣塵錄》），后又頒發《再談徐志摩手札尚需從頭收拾》，應用中國社會迷信院近代史研討所藏書樓胡適檔案內的徐志摩手札手稿和《上海畫報》等，指出2019年商務印書館出書的《徐志摩選集》手札卷中9黃歷信的訛誤，進而提出：“從頭收拾徐志摩手札，應從頭開端，努力搜求、占有包含手底稿、初刊本、第一版本等在內的第一手史料，恰當參考別人的收拾本，最年夜限制地保存或恢復其原貌。”
其二，“用史料措辭”，但對史料自己并不完整地跪拜，而是以批評的目光，保持“孤證不立”的準繩，寧可存疑也不“妄下斷語”。一方面是緣于年夜部門新挖掘的史料都起源于古代報刊，而報刊所供給的“信息”有時并非百分之百的靠得住，存在實中有虛或真偽各半的情況。另一方面，政府者當然易“迷”，傍觀者未必就“清”，作家本身或別人的論述不免含有其對人物、事務的客觀感情、態度甚至成見，若無更多材料印證，只能聊備一說。如《穆時英〈清客的罵〉及黎錦明信》在浮現穆時英的佚文《清客的罵》以及黎錦明給穆時英的公然信后，并未完整采信當事人黎錦明的說法，而是別的先容了上海《時期日報·時期日報附刊》上一篇《南京文藝俱樂部的“門羅主義”——華林驅趕黎錦明始末記》中的論述，雖讓古代文壇上的這件掌故變得疑案重重，但不掉為一種謹嚴、擔任的學術立場。
研討古代文學史料，研討主體不成能完整將本身從研討對象中剝離出往。假如僅僅是新見文獻的聚積，往往不難使閱者味同嚼蠟。陳建軍盡管誇大本身的文章“重在史料浮現，多敘史事，不等閒發群情，最忌妄下斷語”，但他并非不發群情，只是服從“論從史出”的準繩，對作家、作品或文學景象的評判、結論都力圖樹立在堅實的文獻基本上，真正地做到了“有一分資料說一分話”。
其三，追蹤關心古代作家的筆名。筆名可謂作家的一張手刺，是辨認作家成分、發掘作家佚文的主要根據，但單單依附簽名來下判定而不做深刻的考核，經常會“迷途知返”。《看成家趕上筆名相同》一文經由過程挖掘沈從文頒發在《北平晨報·北平學園》上的一封佚信與一則啟事，提醒了古代文學史上普遍存在的“簽名雷同”景象，并提示研討者“看到簽名雷同的文章，應該反復考據，鑒定其回屬”。若何對筆名停止考據呢？《故紙新知》中支出的《汪曾祺又一筆名“曾淇”》和《“霜廬”是張愛玲的筆名嗎？》以詳細案例作出了答覆，表現了作者的考據功力。有論者根據沈寂暮年的回想，以為《年齡》《申報·不受拘束談》上數篇簽名“霜廬”的散文是張愛玲的佚文。陳建軍在《新疆日報·天池》《戰爭日報·戰爭副刊》《金融日報·墨屑》等報刊上找到更多簽名“霜廬”的文章，發明“霜廬”文章中的一些自述與張愛玲生平業績不符，對上述結論提出了質疑。筆者以為陳建軍的考據資料翔實、有理有據，為作家筆名研討供給了很好的范例。
陳建軍不只在聞一多、徐志摩、豐子愷等作家佚文、史料（如演講記載）的彙集與考據方面進獻很多，並且在持久古代文學史料研討的基本上就作家佚文的收拾、選集的編纂出書等題目提出了一些獨具慧眼的洞見，值得學界予以個人空間留意。例如，他在《〈徐志摩選集〉：值得信任和收藏的一部選集》中主意“對選集編纂東西的品質的判定，應當樹立一套迷信、規范且卓有成效的評價系統”，同時提出“編輯作家選集，應從頭動身，以作家生前已刊未刊作品為重要根據，其身后出書的各類集子和由別人發明、收拾的佚作，只可作為參考之用”的主要不雅點。在《中國古代作家選集收拾、編輯的術與道》這篇訪談中，他以為編纂出書古代作家選集時，“在題注中，交接作品的頒發情形，慎言‘原載’‘初刊’‘未載’‘未刊’”，“不明白刊載情形，照實闡明‘不詳’即可”。這無疑是值得倡導的做法，既實用于作家文集、選集的編輯，也實用于作家年譜、著作目次的編寫。近古代報刊如汗牛充棟，固然今朝已有大批報紙、期刊完成電子數據化，但仍有不少報刊并未進進我們的視野，甚至早已佚掉。除非我們把握了作品最後頒發簡直證資料，不然不要想當然地以為一些文章不曾頒發過。
如前文所述，陳建軍兩度撰文呼吁應從頭收拾徐志摩手札，以為收拾徐志摩手札應以原始資料（手底稿、初刊本、第一版本）為重要根據，別人編纂、收拾的版本（文本）可作為參考之用。這一基礎準繩不只僅實用于收拾徐志摩手札，也完整可以推而廣之至古代作家的一切作品。
再如，陳建軍以廢名、穆旦的文章為例，提出“收拾文本，不要疏忽報刊上的‘更正’信息”。這一點恰好是今朝的文學研討者與出書者所不難疏忽的。陳建軍自己在研討中即非常器重古代作家寄給報刊編者請求更正的來信或許講明。例如，《汪曾祺致〈國民文學〉編纂的一封信》一文表露汪曾祺1983年給《國民文學》編纂部的一封來信，就本身在該刊頒發的短篇小說《八千歲》被編纂改錯的文字提出更正。這封佚信可認為《汪曾祺選集》補遺，有利于《八千歲》的從頭校勘，反應了汪曾祺器重小說說話表達的一向立場，對當下的文學編纂亦不乏警醒與啟發。筆者由此也想到了一個相似的例子。1933年4月4日，田漢的長篇散文《衝破了逝世線以后》開端在上海《晨報·晨光》連載。第二日（5日）該登載出一則“訂正”，對4日《衝破了逝世線以后》第一節《衝破了逝世線》中的六處誤排停止闡明：
昨日《衝破了逝世線以后》文中，三十三行“我又同時恢復了我那激烈的生的請求”，“那”誤作“仍”，第三十七行“而盡管溶〔活〕著”“盡”誤作“終”，四十九行“這我才安了心”，“才”誤作“終”，五十七行“你叔叔敲過你幾個粟〔栗〕爆”“叔叔”誤作“妹妹”，六十三行“怕就是是所謂戀愛的創疤”，漏“是”字，七十八行“中公民族此刻也正和掛花那時的我一樣是彷徨在逝世線上的”“掛花”誤作“貧傷”。茲特勘誤于此，并志歉忱。
4月9日，《晨報·晨光》在《衝破了逝世線以后》文末登有一則簽名壽昌的附記：“上一次的《衝破了逝世線》固然是我手顫寫得潦草的成果，但過錯的字其實太多了。至多不瑜伽教室應把‘叔叔’排成‘妹妹’，由於我沒有‘妹妹’，就有也不曾敲過我的栗爆。”可見，田漢對本身的文章多處付梓有誤仍未放心，特殊不睬私密空間解“叔叔”被誤成“妹妹”。1936年，《衝破了逝世線以后》支出今代書店版《田漢散文集》時，三處誤排被勘誤：“但是終管在世”改成“但是盡管在世”，“怕就所謂‘戀愛的創疤’”改成“怕就是所謂‘戀愛的創疤’”，“貧傷”恢復成“掛花”，但其他三處并未矯正。花山文藝出書社2000年出書的《田漢選集》所據藍本為《田漢散文集》，由於沒有留意到《晨報·晨光》登出的“訂正”與田漢的附記，所以三處過錯依然存在。
總之，《故紙新知》不只為古代文學史研討供給了有名作家生平著作方面不成多得的新史料，改正了學界的一些誤判，並且就古代文學史料研討、作家選集的編輯等提出了諸多極具價值的思慮，對展開與推動古代作家作品的收拾、校勘、編纂出書任務具有必定的方式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