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2024年度“全國十年夜考古新發明”在京揭曉。進選的十個項目內在的事務豐盛多樣，從史前聚落遺址到國都遺址，從華夏到邊境，重新發明的遺址到連續挖掘研討半個世紀以上、“老樹開新花”的遺址，涵蓋甚廣，是中漢文明廣博景象的實證。
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國際罕有的遠古社會“百科全書式”遺址
東亞古代人從哪里走來？四川省資陽市濛溪河遺址群的發明為解開這個謎題供給了體系性的全新證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討院舊石器考古研討所所長鄭喆軒先容，濛溪河遺址群第一地址（即濛溪河遺址）距今8萬至6萬年，是古代人演變的要害階段。遺址飽水的埋躲周遭的狀況好像時間膠囊，將遠前人類的生涯畫卷完全定格，是國際罕有的、同時包括豐盛石器、植物與植物遺存的“百科全書式”遺址。
在這里，肉、菜、果、藥俱全，晚期古代人的完全“食譜”冷艷世界。很多植物在人們明天的生涯中仍然連續應用，對藥用植物信息的提取更是首創了人類演變汗青研討的新範疇、新記載，意味著“神農嘗百草”的行動能夠在數萬年前曾經開端，勾畫出一幅“食藥同源”的陳舊聰明圖景。
石器、骨器及木器上多樣的描繪和穿孔是東亞初次集中性、體系性呈現的象征性行動證據，聯合動植物等其他發明和應用證據，展示了東亞晚期古代人認識及社會行動的復雜性。曩昔，一度有不雅點以為東亞前人類墮入了成長“瓶頸”，但濛溪河遺址群的發明無力地證實，他們并未“沉靜”，相反，能夠是佈滿發明力的“領跑者”。
中國社會迷信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陳星燦表現：“遺址對研討東亞古代人來源演變具有無可替換的主要價值。我小我以為它是一個世界級的發明。”
浙江仙居下湯遺址出土的上山文明典範器物
浙江仙居下湯新石器時期遺址：萬年稻作農業的實證
下湯遺址貫串新石器時期的一直，2.5米厚的文明層聚積稀釋了人類五千多年的生涯圖景：從下往上，順次留下了上山文明、跨湖橋文明、河姆渡文明、好川文明四個階段前人類的生涯陳跡，為研討區域文明演化和萬年稻作農業史供給了持續性的新資料。
萬年前的浙江古村什么樣？考古發明為人們復原了上山文明土臺林立、圍繞中間臺地的聚落形狀及其靜態成長的經過歷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討所研討館員仲召兵先容，鄙人湯遺址的北部和台灣東邊發明10多座上山文明時代的人工堆筑土臺，基礎呈南北向擺列，組成上山文明時代最為奪目的聚落景不雅。“各土臺能夠對應于基礎的社會組織單位，是上山文明及晚期稻作農業社會的聚落形狀和社會構造的主要衝破。”這里不只是典禮的空間，也是人們棲身和生涯的空間。
下湯遺址發明的大批器物坑能夠是一種特別情勢的墓葬，為清楚南邊晚期稻作農業社會的人類行動不雅念供給了要害資料。
“遺址全景式浮現了晚期農業社會的聚落形狀和構造，為我們研討南邊地域晚期稻作農業社會供給了一個主要的標本。”陳星燦點評道。
甘肅臨洮寺洼遺址出土的馬家窯類型彩陶
甘肅臨洮寺洼遺址馬家窯文明聚落：彩陶巔峰的發明者
寺洼遺址位于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寺洼山村，面積約200萬平方米，在這里發明了馬家窯文明年夜型聚落和寺洼文明年夜型墳場。
“黃河下游地域在文明探源的良多主要題目中含混不清，馬家窯是一個切進點。”中國社會迷信院考古研討所副研討員郭志委說。
“遺址為我們展示了距今4800年前后黃土高原西部地域晚期社會的成長程度和文明化水平，彰顯了黃河下游文明來源和晚期成長的新高度。”陳星燦說。郭志委先容，聚落中初次發明史前時代近方形的三重“圍壕（溝）”，包養平臺推舉其始建和重要應用年月為距今5000年前后，應是經特別計劃和丈量后建築的馬家窯文明“國度工程”。
馬家窯文明為何能成為史前彩陶生孩子和應用巔峰的發明者？本次考古發明為答覆這一題目供給了更多線索。“圍壕”內側存在多處制陶包養區，能夠是區域性制陶中間。郭志委以為，這極年夜地豐盛了中漢文明來源和晚期成長的內在的事務及形式。馬家窯文明所處的黃河下游地域農業資本絕對普通，但它以高程度專門研究化彩陶生孩子、交流和商業為特點，器重貿易和城市的成長，補充了其他方面的缺乏，異樣到達了較高的文明化水平。
西躲康馬瑪不錯遺址第一期遺存出土的典範骨器和石器
西躲康馬瑪不錯遺址：青躲高原發明全新的考古學文明類型
瑪不錯遺址位于中印、中不邊疆的西躲中南部，詳細地位在康馬縣嘎拉鄉當局駐地西南面的瑪不錯湖岸，地處喜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海拔4410至4430米，是今朝所知青躲高原中南部海拔最高、年月最早、延續時光最長、文明序列最清楚的一處新石器時期湖濱遺址。西躲自治區文物維護研討所研討員夏格旺堆先容，在這里驚喜地發明了一種全新的考古學文明類型——“瑪不錯文明”。這是西躲新石器時期考古範疇的又一座里程碑。
高原周遭的狀況對人類保存不太友愛，但瑪不錯先平易近退化出較高的順應性——絕對發財的上肢肌肉、高度的牙齒磨耗、極低的蛀牙率，以及那些與養分相干的罕見骨骼病癥的缺掉，表白他們能夠經由過程漁獵的方法取得了穩固的肉食資本，并保持了較高的養分程度，展示瑪不錯先平易近堅強的性命力和順應力。
瑪不錯遺址位于高原與南亞接壤，處在文明交通的關鍵地帶，在這里發明了一批具有明白出土層位的外來遺存，包含稻、粟、黍、海貝、象牙、羊、青銅器、滑石珠、紅玉髓等。“經由過程發明的遺址和遺物還可以看到這里和四川、邊疆包含長江下游有親密的聯絡接觸，證實了中華平易近族交通來往融合的長久汗青。”中國社會迷信院學部委員王巍點評道。這些發明彌補了高原地域跨年夜陸文明交通的諸多空缺，映照著雪域先平易近與其他文明的對話，表白高原上存在通順的“物流收集”。
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華夏與長江的青銅交通關鍵
盤龍城遺址位于湖北省武漢市東南郊，為商代晚期的一處年夜型城市聚落，文明面孔屬于華夏文明體系，是摸索長江中游文明過程的要害遺址。
考前人員提醒出以盤龍城為中間的商代長江中游“青銅交通網”。考古項目擔任人、武漢年夜學汗青學院副傳授孫卓先容，城址區西側發明鑄銅手產業作坊遺存，展示出從制范、澆鑄、冶煉到修整銅器的全部生孩子流程，表白早商時代處所城市可以或許取得包養網青銅資本、鍛造青銅器。多學科研討表白，這里鑄銅手產業的金屬物料能夠來自贛北的瑞昌地域，並且原料和技巧上與華夏鄭州存在高度包養的分歧性，初次以什物材料證實了長江以南銅礦資本帶、盤龍城商城和鄭州商城在青銅資本上的交通互動，勾畫出一條銜接華夏與長江中游的“青銅走廊”。王巍進一個步驟指出：“商王朝制造青銅容器的技巧很能夠是從這里傳向了三星堆。”
繚繞以青銅為代表的資本，長江中游以盤龍城為中間，構成了地域資本和產物的暢通收集，并且這種物料暢通遭到華夏商王朝的影響和把持。“這表白盤龍城城市應是華夏王朝向南經略的政治中間，深入展示出長江流域晚期文明的成長以及長江、黃河道域文明的同一過程。”孫卓說。
安徽淮南武王墩戰國早期一號墓：末代楚王年夜墓現世
武王墩一號墓是一處戰國早期楚國的高級級年夜型墳場，擁有占空中積約150萬平方米的自力陵寢，周圍由周長近5000米的圍壕圍合而成。貴氣奢華陵寢之外，主墓西側分布有年夜型車馬坑、年夜型陪葬墓，陵寢南部還有大批祭奠坑。雷興山將其歸納綜合為“江淮遺珍，楚風盡唱”，以為其為研討楚文明的政治格式、禮法變遷與藝術成績建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標桿”，不只改寫了楚文明研討的時空框架，更為中漢文明多元一體魄局供給了江淮流域的殘暴實行。
一號墓是墓主人長逝的主墓，非常貴氣奢華。安徽省文物考古研討所研討館員宮希成先容，一號墓為一座年夜型的“甲”字形豎穴土坑墓，墓室土坑近正方形，邊長約23米，中部由長條形枋木壘砌“亞”字形木槨室，呈十字形的“九宮格”狀。墓主人就安息在中部的方形棺室。一號墓棺室工具南北排列8個邊室，北室是樂器庫，南室是武器庫，東室是禮器庫，西室出土大批木俑，應是模仿墓主人生前出行儀仗和樂舞隊。“以俑代殉，表現楚國從人殉向俑殉的文明躍進。”雷興山說。他以為，這一冥具化喪葬軌制的成熟為后世戎馬俑軌制供給了直接的本源。
這般高規格墓葬的墓主人畢竟是何成分？東Ⅰ室出土的部門銅器上有銘文，此中包含“楚王酓前”各類自作器，為確認墓主成分供給了可貴線索。考古學者聯合文獻史料、出土文字資料等綜合剖析，初步判定該墓主人是《史記·楚世家》記錄的楚考烈王“熊元”。成語“毛遂自薦”中，毛遂出頭具名游說的楚王即是他。
陜西寶雞周原遺址出土的有字卜骨
陜西寶雞周原遺址：確認先周都邑地點
以往，學界多以為周原遺址應是古公亶父遷岐之地，但缺少明白的先周文明高級級遺址來實證。近年來，周原考古以尋覓墻垣系統與先周文明年夜型建筑為重點，發明了王家嘴先周文明年夜型夯土建筑。陜西省考古研討院院長種建榮先容，先周文明年夜型夯土建筑之一的一號建筑是今朝所見範圍最年夜、最完全的先周文明年夜型夯土建筑，為確證周原為先周都邑地點供給了要害證據。
見證周人突起的周原都邑究竟什么樣？種建榮先容，近年考古發明了西周時代的年夜城、小城和宮城的三重城墻。這些發明提醒了周原都邑的空間構造和布局，由此考古學者便可以將以往零碎的年夜型建筑、銅器窖躲、墓葬等歸入分歧條理的城市空間。宮城南墻外的壕溝里，發明卜甲、卜骨殘片213片，初步辨識出刻辭295字，種建榮說，這是繼周原、周公廟遺址之后，發明西周甲骨文字數最多的一批，意義嚴重。甲骨刻辭內在的事務豐盛，觸及地理歷法、汗青地輿、軍事戰鬥、數字卦等多方面，此中多個國族名、人名可以與金文和傳世文獻相互參照。“這為我們研討西周時代周王朝和各個諸侯國的關系供給了主要的線索。”王巍評價道。
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漢代益州郡郡治地點
河泊所遺址復原了華夏王朝在云南設置的益州郡的面孔，也是同一多平易近族國度構成的包養考古實證。
河泊所遺址能夠演出了一部“雙城記”——考古在這里發明了古滇都城邑與漢益州郡治的線索。云南省文物考古研討所研討館員蔣志龍先容，今朝在河泊所遺址西部已發明棲身區、祭奠區、手產業區等多種效能分區，該區域極有能夠是古滇國的都邑。而在河泊所遺址台灣東邊，則發明了漢代益州郡郡治的線索。從年齡至魏晉時代持續疊壓的城墻、年夜型木構遺址，到城內主干途徑、高級級建筑區，再到出土的“益州”銘文瓦當、“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和大批有字翰札，為斷定漢代益州郡郡治地位供給了主要考古實證。
在這里發明了兩漢時代的封泥1900余枚，翰札5萬多枚，此中有字翰札5000余枚，是云南今朝出土量最年夜的一批出土文獻，實證了“西漢置益州郡”“領二十四縣”等汗青史實，為人們刻畫出東北邊境從“多元”融進中漢文明“一體”格式的汗青經過歷程。從“滇國相印”“滇王相印”等與古滇國有關的封泥，到“益州太守章”“廣漢太守章”等東北邊郡封泥，再到翰札中釋讀出的“滇國”“滇丞”“滇相”，四川年夜學傳授霍巍指出，西漢中心王朝一邊履行郡縣制的治理，一邊持續對滇王封爵，實行了較為機動的雙重政治架構和柔性籠絡管理戰略，是中漢文明具有凸起包涵性、戰爭性的活潑注腳。
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出土的石膏年夜佛臉
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釋教中國化的見證
莫爾寺遺址是我國現代西域的主要釋教寺院遺址之一，也是迄今為止我國發明地位最西、年月最早的年夜型空中土建筑梵剎遺址，供給了我國晚期年夜型空中梵剎形制布局和中國化成長的典範樣本。
遺址地處絲綢之路南北兩道交匯處，是釋教東傳中國的第一站。中心平易近族年夜學平易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考古文博系傳授肖小勇先容，遺址最早建筑年月早到1世紀，闡明此時釋教已傳進我國。
由于位于絲路關鍵地帶，寺院建筑和出土遺物中融會了印度、犍陀羅、中亞、新疆本地和華夏多種文明元素，好像“文明調色盤”。遺址出土的一件面相飽滿的石膏佛像融會了犍陀羅和華夏佛像特征。另一件六趾佛足木雕，使人聯想到《隋書》中疏勒王“手足皆六指”的記錄。聯合寺院的範圍、品級，揣度其為疏勒王室寺院。
莫爾寺的發明實證了新疆地域多種宗教并存，見證了中心王朝對西域的有用管治和宗教治理。霍巍指出，遺址表現確當地特點和華夏影響表白，釋教進進西域伊始就開啟了中國化過程，供給了釋教中國化的新形式，再次印證中漢文明具有凸起的包涵性。
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出土的作冊奐器組合及銘文
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北京三千余年建城史的開始
琉璃河遺址分布范圍約5.25平方公里。80年來，考前人接續盡力，為人們勾畫出三千年前北京城的樣貌。遺址是西周燕國的國都和始封地，是北京地域考古發明最早的城市遺址，也是今朝國際挖掘時光最長、挖掘範圍最年夜、挖掘內在最豐盛的西周封國。
北京市考古研討院館員、琉璃河遺址考古挖掘項目現場擔任人王晶先容，近年來，琉璃河遺址外城墻和外城壕的發明，明白了西周燕國兩重城垣構造，將城址範圍由以往以為的約60萬平方米，擴展至百萬平方米以上。王晶特殊談道，周原遺址的城市標的目的、城圈構造等計劃特征與琉璃河遺址雷同，反應了分封制下西周王朝無力的國度統治和邊境管理。
在琉璃河遺址作冊奐的墓中出土了一些青銅器，上有銘文“太保墉燕”，記錄了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親身掌管燕都營建，這是關于北京建城史的最早記錄。
本次挖掘還初次在商周考古範疇回復復興了現代家族樹。考古任務者在城北布衣墳場停止了人類全基因組測序，辨識出一組四代家族樹，確認墳場的家族關系以父系遺傳為紐帶，并發明存在遠親成婚景象，為研討商周考古所關懷的墓葬擺列方法、組織構造供給了新的技巧道路。“這是研討現代家族關系、社會構造的嚴重衝破，開啟了一個研討新范式、新範疇。”北京結合年夜黌舍長、傳授雷興山說。
（本文圖片均為全國十年夜考古新發明運動辦公室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