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葉嘉瑩 顧隨 古典文學
顧順手書
一
顧隨,字羨季,筆名苦水,別名駝庵,河北清河縣人。1897年生,四五歲時進進家塾,十歲進廣平府中書院,1915年經由過程了北年夜國文系的進學測試。據葉嘉瑩說,校長閱卷發明他的中國文學程度卓異,提出他改學西洋文學。有人說是蔡元培,錯,由於蔡元培任北年夜校長是在1917年頭。不論怎么說吧,顧隨于是先到了北洋年夜學預科專攻英語,兩年后轉進北京年夜學英文系。1920年夏結業,先是教中學,1926年起執教于平津很多高校,特殊是在燕京年夜學和輔仁年夜學都各執教了十年擺佈。1949年后,他分在天津師范學院任教,直至1960年往世。
四十年的講授生活,門生有數。周汝昌評價其師:“一位正派的詩人,而同時又是一位深奧的學者,一位極傑出的巨匠級的愚人大師。”用力兒踮腳戴帽,卻也是真心話。1947年頭,葉嘉瑩在所撰的顧隨師長教師五十壽啟中,說:
師長教師存樹人之志,任秉木之勞。卅年講座場地講學,教布幽燕。眾口弦歌,風傳洙泗。極精微之義理,賅中外之文章。偶言禪偈,語妙通玄。時寫新詞,霞真散綺。
這一段話,把顧隨重要的成績都點到了:長于講授,精于文學和禪學,同時又是詩人(他曾與同窗馮至商定,一個寫古詩,一個寫舊詩詞曲,互不侵犯)。“極精微之義理,賅中外之文章”,歸納綜合得最好。“義理”與“文章”并舉,而不及于“考證”,但“五四”新文明活動的學術風尚之變,首在“考證”,被以為是迷信精力的表現,也成為胡適引領學術風尚的緣由。而顧隨年資稍淺,所治又是舊傳統所謂“詞翰之學”,“考證”非所究心,故不預“五四”以來的學術主流——他只在元雜劇方面做過一點輯佚校勘任務。說他“極精微之義理”,那也是詞翰里所表示的“義理”。
“賅中外之文章”的“賅”,意思是兼括。顧隨所講的似乎只是中國古典的詩詞文賦,但他出生北年夜英文系,西洋說話與文學的涵養很好,英、法、俄等國的文學都熟習。他常常在講堂上恰如其分地拈出英語的表述來一語道破。恰是由於兼通中外,就更能反思中國文章的利益,和別國文學紛歧樣的利益,同時也深知毛病之地點。所以,若論顧隨對中國文學與中國粹術的奇特進獻,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是處在中西文論傳統的中心,接收了兩方面的長處,而成績了他援西進中、既精且博的詩學。共享空間
東方詩學重系統,重剖析,如二十世紀的新批駁學派,重視對文本條分縷析,一句詩能講上半天,有時就會引人生厭,感到真啰唆,真沒有需要。中國古典詩學呢,素重感悟與興發,歷代的詩話詞話多為印象式批駁,點到即止。你會觀賞他們的要言不煩,可是只給論點,不予論證,你的悟性如果跟不上,的確不個人空間了解說啥。總之,中國傳統詩學的利益是精辟,毛病在空疏;東方詩學則以剖析見長,而有繁瑣之弊。這兩種闡釋形式,各自利病光鮮,合則雙美。
所以,自從二十世紀初中西詩學相遇之后,說詩者受東方沾溉甚深,而自己的傳統學養也很是深摯,遂融合貫穿而成為一種極富活氣的古代中國詩學。二十世紀三四十年月的學者中心,朱光潛、梁宗岱等歐化水平較高,廢名、俞平伯等傳統顏色較濃。顧隨是屬于后一系列的,他與廢名、俞平伯都出自周作人門下,但比擬他倆,顧隨不那么凸起小我興趣,更顯寬大周正,我以為成績最高。他對詩的闡釋,是東方剖析思緒加感悟興發的中國固有譚詩方法無機融會的典范。
二
顧隨昔時的影響不年夜,由於著作偏少,最厚的論著如《東坡詞說》和《稼軒詞說》,加起來不到一百頁。《揣龠錄》長一點,也不到一百頁。他說過,受禪佛影響的中國現代詩人,王、孟、韋、柳,產量都很少,由於釋教是萬殊回于一本,以一當十。不受釋教影響的詩人,好比李、杜、韓、歐、辛,產量年夜,並且開合變更。顧隨精曉不立文字的禪宗,下筆天然自持得很哪。
可他的言說是多麼稀釋的精髓!讀他的書,讓人想到廚子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年夜郤,導年夜窾,因其當然”,真是游刃有余,將復雜的解析任務做成一場扮演式的手術。他授課,講詩詞,就像他說的,殺人要從咽喉處動刀。好比,他說南宋詞,一個字,“瘟”。他說《聊齋志異》,也是一個字,“貧”。一個字不敷,他就一句話。他說李太白“似乎只需人一捧就好”,他說辛稼軒“叼住人生不放”,他說“韓(愈)之文就是氣沖罷了,一杠子把人打逝世,使人心不服”,他說魯迅的口語家教文“整理得頭緊腳緊,一筆一個花”。這些精幹無比的歸納綜合,深得禪宗話頭的真髓。
但顧隨不但有禪師聰明,並且有菩薩心地。他幹事仔細,講授生耐得煩。他論詩衡文愛好刀刀見血,卻不是單憑直覺,而是顛末了對有數文本的剖析與回納。你讀他的《稼軒詞說》和《東坡詞說》,就能領略到他那剝繭抽絲的本事。如《東坡詞說》講“時下凌霄百丈英”的一個“下”字若何好,就能講滿八百字。《稼軒詞說》講“誰似師長教師高舉,一行白鷺彼蒼”,比老杜詩罕用了一個“上”,真可謂“妻子心切”:
夫“一行白鷺”之用杜詩,其孰不知?但若以景象論,那一首七言四句,排萬古而吞六合,須還他少陵老子始得。若說化板為活,者位山東老兵,雖不克不及謂為點鐵成金,如果胸具爐錘,見義勇為。“一行白鷺彼蒼”,刪往“上”字,莫道是削足適履好。著一“上”字,幾多著跡費勁。今刪一“上”字,便覺萬里彼蒼,有此一行白鷺,不拄,不牴觸,渾但是靈,肅然而動,是一非一,是二非二。莫更尋行數墨,說他詞中上句“高舉”兩字,便替卻“上”字也。蓋辛詞中情致之高深,無加于此詞者。
平凡人哪里領會到這一個步驟?舊日的詩話詞話,普通也不會給你這么浪費奢靡的講授。所以,讀顧隨的書,看上往薄,讀起來厚,只能漸漸品嘗,如秦檜之所謂“作官如唸書,速則易終而少味”。漸漸讀來,也就發明,顧隨講詩說文,口不擇言,似乎照著文學史一路說上去,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但卻不是沒有體系,或許說,系統。這個別系,細無不舉,年夜無不包。從最早搜集在《顧隨文集》的《駝庵詩話》中,可以更明白地感觸感染到這一點。顯然是葉嘉瑩最後收拾授課筆記時提煉出來的,有“泛論之部”,有“分論之部”。“泛論之部”講詩的成分有“覺”“情”“思”,講中國詩可以分“氣”“格”“韻”,講中國文字的品格表示為“鍛煉”與“氤氳”,這些都是系統性的認知。研討者想重建顧隨詩學的全體框架,并不難。
他的詩學系統的焦點,我以為,是文學即人學。假如強為之名,應當屬于表示主義吧。顧隨主意文學是人的性命的表示,他愛好一切生涯中的活潑活躍的工具。在內在的事務表示上,他重視“力”“氣”“神”;而在文字表示上,他講求“形”“音”“義”。這都是典範的中國風格、中國氣度,但也常常與東方文論不約而合。
上面我舉一個綜合的例子。杜甫《夔州歌十首》其九云:
武侯祠堂不成忘,中有松柏參天長。
干戈滿地客愁破,云日如火夏天涼。
顧隨在課上講,老杜這首詩有景象,寫武侯的巨大,武侯祠的絢麗,都襯得住。接著,他先講此詩的平仄,與眾不同處是用了“三平落腳”:“參天長”“夏天涼”,平平平,落得穩,有磐石之安,泰山之重,聲響襯得住。然后,他從“音”說到“義”:
近代的所謂描述,的確是上賬式的,越寫越多,越抓不住其景象。描述利用經濟手腕,在精不在多,須能以一二語抵人千百,只用“中有松柏參天長”七字,便寫出全部廟的莊重絢麗。“干戈滿地”客自愁,而于武侯祠堂,對參天松柏,立其下,客愁自破,用“破”字真好。
好詩是復雜的同一,牴觸的聚會場地協調。如烹飪五味普通,好是多方面的,說不完;若噴鼻止于噴鼻,咸止于咸,便欠好。喝噴鼻油,嚼鹽粒,有什么意思?只是零丁的咸、酸,盡欠好吃。“干戈滿地”“客愁”而曰“破”,“云日如火”“夏天”而曰“涼”,便是復雜的同一、牴觸的協調。
說到“好詩是復雜的同一、牴觸的協調”,與東方新批駁倡導的“包涵的詩”(poetry of inclusion)正相契合,新批駁也誇大詩應當包容戰爭衡很多對峙的沖動,把不協調的品德與不相容的經歷綜合到一路,構成“張力”(tension)。老杜此詩即是有“張力”。近代上賬式的描述,本國有左拉的天然主義,中國有巴金的社會小說,顧隨都年夜為不滿。他要的是手腕的經濟,以一二抵千百,則又是中國傳統的遺貌取神的做法。以上算是情勢主義批駁,最后又轉進品德主義批駁。顧隨說,人生在濁世,所遇是困苦艱巨,所得是煩心傷腦悲痛,有什么對於的措施呢?——
一是覆滅,二是離開,三是忘卻,四是擔荷。老杜此詩蓋四項都有,覆滅、離開、忘卻,同時也擔荷了。這般清楚,始能讀杜詩。
你看,從寫什么到怎么寫,從品德批駁到情勢剖析,顧隨真是多管齊下,從極年夜到極細。杜詩最難講,而顧隨講杜詩講得最好。杜詩講好了,還有什么詩講欠好呢?
……
(全文見《中漢文學選刊》2020年9期,選自《十三行小字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