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葉嘉瑩 顧隨 古典文學
顧順手書
一
顧隨，字羨季，筆名苦水，別名駝庵，河北清河縣人。1897年生，四五歲時進進家塾，十歲進廣平府中書院，1915年經由過程了北年夜國文系的進學測試。據葉嘉瑩說，校長閱卷發明他的中國文學程度卓異，提出他改學西洋文學。有人說是蔡元培，錯，由於蔡元培任北年夜校長是在1917年頭。不論怎么說吧，顧隨于是先到了北洋年夜學預科專攻英語，兩年后轉進北京年夜學英文系。1920年夏結業，先是教中學，1926年起執教于平津很多高校，特殊是在燕京年夜學和輔仁年夜學都各執教了十年擺佈。1949年后，他分在天津師范學院任教，直至1960年往世。
四十年的講授生活，門生有數。周汝昌評價其師：“一位正派的詩人，而同時又是一位深奧的學者，一位極傑出的巨匠級的愚人大師。”用力兒踮腳戴帽，卻也是真心話。1947年頭，葉嘉瑩在所撰的顧隨師長教師五十壽啟中，說：
師長教師存樹人之志，任秉木之勞。卅年講座場地講學，教布幽燕。眾口弦歌，風傳洙泗。極精微之義理，賅中外之文章。偶言禪偈，語妙通玄。時寫新詞，霞真散綺。
這一段話，把顧隨重要的成績都點到了：長于講授，精于文學和禪學，同時又是詩人（他曾與同窗馮至商定，一個寫古詩，一個寫舊詩詞曲，互不侵犯）。“極精微之義理，賅中外之文章”，歸納綜合得最好。“義理”與“文章”并舉，而不及于“考證”，但“五四”新文明活動的學術風尚之變，首在“考證”，被以為是迷信精力的表現，也成為胡適引領學術風尚的緣由。而顧隨年資稍淺，所治又是舊傳統所謂“詞翰之學”，“考證”非所究心，故不預“五四”以來的學術主流——他只在元雜劇方面做過一點輯佚校勘任務。說他“極精微之義理”，那也是詞翰里所表示的“義理”。
“賅中外之文章”的“賅”，意思是兼括。顧隨所講的似乎只是中國古典的詩詞文賦，但他出生北年夜英文系，西洋說話與文學的涵養很好，英、法、俄等國的文學都熟習。他常常在講堂上恰如其分地拈出英語的表述來一語道破。恰是由於兼通中外，就更能反思中國文章的利益，和別國文學紛歧樣的利益，同時也深知毛病之地點。所以，若論顧隨對中國文學與中國粹術的奇特進獻，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是處在中西文論傳統的中心，接收了兩方面的長處，而成績了他援西進中、既精且博的詩學。共享空間
東方詩學重系統，重剖析，如二十世紀的新批駁學派，重視對文本條分縷析，一句詩能講上半天，有時就會引人生厭，感到真啰唆，真沒有需要。中國古典詩學呢，素重感悟與興發，歷代的詩話詞話多為印象式批駁，點到即止。你會觀賞他們的要言不煩，可是只給論點，不予論證，你的悟性如果跟不上，的確不個人空間了解說啥。總之，中國傳統詩學的利益是精辟，毛病在空疏；東方詩學則以剖析見長，而有繁瑣之弊。這兩種闡釋形式，各自利病光鮮，合則雙美。
所以，自從二十世紀初中西詩學相遇之后，說詩者受東方沾溉甚深，而自己的傳統學養也很是深摯，遂融合貫穿而成為一種極富活氣的古代中國詩學。二十世紀三四十年月的學者中心，朱光潛、梁宗岱等歐化水平較高，廢名、俞平伯等傳統顏色較濃。顧隨是屬于后一系列的，他與廢名、俞平伯都出自周作人門下，但比擬他倆，顧隨不那么凸起小我興趣，更顯寬大周正，我以為成績最高。他對詩的闡釋，是東方剖析思緒加感悟興發的中國固有譚詩方法無機融會的典范。
二
顧隨昔時的影響不年夜，由於著作偏少，最厚的論著如《東坡詞說》和《稼軒詞說》，加起來不到一百頁。《揣龠錄》長一點，也不到一百頁。他說過，受禪佛影響的中國現代詩人，王、孟、韋、柳，產量都很少，由於釋教是萬殊回于一本，以一當十。不受釋教影響的詩人，好比李、杜、韓、歐、辛，產量年夜，並且開合變更。顧隨精曉不立文字的禪宗，下筆天然自持得很哪。
可他的言說是多麼稀釋的精髓！讀他的書，讓人想到廚子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年夜郤，導年夜窾，因其當然”，真是游刃有余，將復雜的解析任務做成一場扮演式的手術。他授課，講詩詞，就像他說的，殺人要從咽喉處動刀。好比，他說南宋詞，一個字，“瘟”。他說《聊齋志異》，也是一個字，“貧”。一個字不敷，他就一句話。他說李太白“似乎只需人一捧就好”，他說辛稼軒“叼住人生不放”，他說“韓（愈）之文就是氣沖罷了，一杠子把人打逝世，使人心不服”，他說魯迅的口語家教文“整理得頭緊腳緊，一筆一個花”。這些精幹無比的歸納綜合，深得禪宗話頭的真髓。
但顧隨不但有禪師聰明，並且有菩薩心地。他幹事仔細，講授生耐得煩。他論詩衡文愛好刀刀見血，卻不是單憑直覺，而是顛末了對有數文本的剖析與回納。你讀他的《稼軒詞說》和《東坡詞說》，就能領略到他那剝繭抽絲的本事。如《東坡詞說》講“時下凌霄百丈英”的一個“下”字若何好，就能講滿八百字。《稼軒詞說》講“誰似師長教師高舉，一行白鷺彼蒼”，比老杜詩罕用了一個“上”，真可謂“妻子心切”：
夫“一行白鷺”之用杜詩，其孰不知？但若以景象論，那一首七言四句，排萬古而吞六合，須還他少陵老子始得。若說化板為活，者位山東老兵，雖不克不及謂為點鐵成金，如果胸具爐錘，見義勇為。“一行白鷺彼蒼”，刪往“上”字，莫道是削足適履好。著一“上”字，幾多著跡費勁。今刪一“上”字，便覺萬里彼蒼，有此一行白鷺，不拄，不牴觸，渾但是靈，肅然而動，是一非一，是二非二。莫更尋行數墨，說他詞中上句“高舉”兩字，便替卻“上”字也。蓋辛詞中情致之高深，無加于此詞者。
平凡人哪里領會到這一個步驟？舊日的詩話詞話，普通也不會給你這么浪費奢靡的講授。所以，讀顧隨的書，看上往薄，讀起來厚，只能漸漸品嘗，如秦檜之所謂“作官如唸書，速則易終而少味”。漸漸讀來，也就發明，顧隨講詩說文，口不擇言，似乎照著文學史一路說上去，東一榔頭西一棒子，但卻不是沒有體系，或許說，系統。這個別系，細無不舉，年夜無不包。從最早搜集在《顧隨文集》的《駝庵詩話》中，可以更明白地感觸感染到這一點。顯然是葉嘉瑩最後收拾授課筆記時提煉出來的，有“泛論之部”，有“分論之部”。“泛論之部”講詩的成分有“覺”“情”“思”，講中國詩可以分“氣”“格”“韻”，講中國文字的品格表示為“鍛煉”與“氤氳”，這些都是系統性的認知。研討者想重建顧隨詩學的全體框架，并不難。
他的詩學系統的焦點，我以為，是文學即人學。假如強為之名，應當屬于表示主義吧。顧隨主意文學是人的性命的表示，他愛好一切生涯中的活潑活躍的工具。在內在的事務表示上，他重視“力”“氣”“神”；而在文字表示上，他講求“形”“音”“義”。這都是典範的中國風格、中國氣度，但也常常與東方文論不約而合。
上面我舉一個綜合的例子。杜甫《夔州歌十首》其九云：
武侯祠堂不成忘，中有松柏參天長。
干戈滿地客愁破，云日如火夏天涼。
顧隨在課上講，老杜這首詩有景象，寫武侯的巨大，武侯祠的絢麗，都襯得住。接著，他先講此詩的平仄，與眾不同處是用了“三平落腳”：“參天長”“夏天涼”，平平平，落得穩，有磐石之安，泰山之重，聲響襯得住。然后，他從“音”說到“義”：
近代的所謂描述，的確是上賬式的，越寫越多，越抓不住其景象。描述利用經濟手腕，在精不在多，須能以一二語抵人千百，只用“中有松柏參天長”七字，便寫出全部廟的莊重絢麗。“干戈滿地”客自愁，而于武侯祠堂，對參天松柏，立其下，客愁自破，用“破”字真好。
好詩是復雜的同一，牴觸的聚會場地協調。如烹飪五味普通，好是多方面的，說不完；若噴鼻止于噴鼻，咸止于咸，便欠好。喝噴鼻油，嚼鹽粒，有什么意思？只是零丁的咸、酸，盡欠好吃。“干戈滿地”“客愁”而曰“破”，“云日如火”“夏天”而曰“涼”，便是復雜的同一、牴觸的協調。
說到“好詩是復雜的同一、牴觸的協調”，與東方新批駁倡導的“包涵的詩”（poetry of inclusion）正相契合，新批駁也誇大詩應當包容戰爭衡很多對峙的沖動，把不協調的品德與不相容的經歷綜合到一路，構成“張力”（tension）。老杜此詩即是有“張力”。近代上賬式的描述，本國有左拉的天然主義，中國有巴金的社會小說，顧隨都年夜為不滿。他要的是手腕的經濟，以一二抵千百，則又是中國傳統的遺貌取神的做法。以上算是情勢主義批駁，最后又轉進品德主義批駁。顧隨說，人生在濁世，所遇是困苦艱巨，所得是煩心傷腦悲痛，有什么對於的措施呢？——
一是覆滅，二是離開，三是忘卻，四是擔荷。老杜此詩蓋四項都有，覆滅、離開、忘卻，同時也擔荷了。這般清楚，始能讀杜詩。
你看，從寫什么到怎么寫，從品德批駁到情勢剖析，顧隨真是多管齊下，從極年夜到極細。杜詩最難講，而顧隨講杜詩講得最好。杜詩講好了，還有什么詩講欠好呢？
……
（全文見《中漢文學選刊》2020年9期，選自《十三行小字中心》）